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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新冠”疫情的城市规划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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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国土空间规划 2020-2-11
作者:雷诚
导读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既需要坚定信心,同心协力,共克时艰,也需要科学理性地分析思考本次疫情的方方面面。对于规划师而言,从专业角度对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进行反思,吸取疫情带来的教训,探索面向全面小康的健康、安全和可持续的人居环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我们开辟“规划师在行动”的专栏,诚邀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庚子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改变了传统的春节节奏。让大家“鼠”居于家,体验了一把“宁愿长点膘,也不外面飘”的无可奈何,甚至有人戏言今年底将迎来一大波新生儿的高峰……。这些“乐观调侃”背后更多的是各行各业的积极思考应对。作为城市规划人,我们应当直面“新冠”疫情挑战,主动思考城市规划的初心、内核与未来。
1、城市规划的百年轮回
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防疫关系源远流长。18~19世纪英国城市无序发展带来疟疾、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空前的公共卫生问题推动了现代意义上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的诞生,开启了两者的首次跨学科合作。此后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两个学科各自独立发展,渐行渐远,交流甚少。以美国为例,城市规划学科致力于解决城市发展和住宅建设的研究,公共卫生行业则从事传染病、环境污染、职业健康等研究[1]。
直到20世纪80年代,公共卫生学科逐步关注肥胖、心理等“慢性疾病预防”,开始研究城市空间与人的健康关系,学科的再次合作为“健康城市”的萌发和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90年代美国引领的“健康与规划设计”蓬勃兴起,凸显了空间环境因素的干预作用,城市空间环境成为健康支持的重要内容之一。2002年开展“设计促进积极生活计划”研讨,关注焦点不再是“空气、水质和噪音污染”等传统健康影响要素,更强调通过多层次的空间环境要素规划设计实现促进市民体力活动的积极影响[2]。2010年将城市规划与环境设计作为落实公共健康理念的中坚学科,率先提出了“纽约市城市公共健康空间设计导则”,针对公共健康问题提出了151条设计策略,指导城市规划与设计创造健康空间环境,引导市民体力活动行为和生活方式并最终促进健康[3]。
回顾“医疗与康复——健康与场所——健康与设计”的百年发展轨迹,秉承公共卫生防疫“初心”的城市规划,在庚子年似乎又轮回到了诞生的原点,公共卫生防疫再次成为城市规划无可回避的话题……
2、城市规划的内外嬗变
我国“健康城市与规划”研究正在持续推进,重点针对“非传染性疾病”,在土地使用、空间形态、道路交通、开放空间等要素领域提出了相应的规划干预方法[4]。从研究进程来看,健康城市与规划要完成学科系统性的提升还有很长的路。直面这场不期而遇的“新冠”疫情拷问,进一步反思城市规划内涵和外延的限制在于:
一是固守空间内核,“见物不见人”。城市规划长期将城市空间视为“二维化”的均质空间,这是老生常谈的问题。单一空间思维不仅忽视了城市“易致病空间”,而且基本无视“城市人”的复杂性,忽略不同人群实际活动特征与使用需求,尤其忽视了“易致病人群”的特殊性。二是学科交叉尚未内化为实际动力。两个学科百年分合后的今天,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学科交叉和合作深度不足,相关公共健康理念与方法尚未转化为城市规划真正的内在动力。三是“新技术不出实验室”。健康城市相关规划新技术方法的运用仍局限于小部分研究者,尚未常态化成为规划师案头工具。
实际上无论是“健康城市”还是“海绵城市、韧性城市”,可谓“艺多不压身”,最后只落得一个“十八般武艺样样稀松”。因此,直面“新冠”疫情的挑战,“内核更新+动力提升+技术创新”成为城市规划提升“防疫能力”嬗变的方向。
3、城市规划的融合应对
针对“新冠病毒”类似的强传染性疾病,城市规划应当聚焦“可防疫空间体系建构”,这既是疫情管控的需求,同时也是健康城市和规划管控发展的必然。具体从“人与空间、学科融合、技术平台”三个方面探讨如下:
一是人与空间融合
易致病人群+易致病空间的双重识别
强调关注社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异质性,理性评价人与城市流动融合的风险状况,合理选择社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及阻断方式。借助医学研究来摸清传染性疾病的空间引发机制,在此基础上建立“致病风险评估”数据评价识别体系,反向识别“易致病人群和易致病空间”的分布,为各类防控应急规划提供基础数据支持。重点针对本次疫情焦点的“华南海鲜市场”类似潜在风险点分布,结合城市人群流动和易致病人群空间分布模型,可甄别“易致病双重耦合”的静态防疫体系及防疫等级区域,为防疫和应急规划提供指南,指明城市日常公共卫生防疫的方向。同时,建构起以大中城市为核心,综合土地使用、城市交通等方面形成“多节点布控”的可防疫体系,针对特殊人群和特殊空间的分布格局形成有效阻断的防控布点。
二是多学科融合
健康支持空间+可防疫空间的双效叠加
从城市空间的健康与安全双重效用出发,正向识别和评价城市空间的健康友好和可防疫程度。通过公共卫生学、医学、地理学等学科理论,把城市空间环境的主动性“健康支持”和被动性“可防疫”融为一体、双效叠加。在健康支持评价方面,西方学者提出了“步行指数”“个人空气污染暴露程度”等一系列指标,动态开展“健康影响评估”可以准确描述城市不同区域空间环境的健康程度以及改进提升的可能性。在可防疫空间评价方面,设想通过合理遴选相关指标建立“可防疫指数”评价体系,可藉此评价城市空间在传染性疾病防疫方面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从而为下一步更新规划设计提供明确的整治方向。
三是防疫与管控融合
公共疾控数据+国土空间规划的双构平台
当前我国疾病防控体系主要包括国家、省、市和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农村乡村卫生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是由“中央—省—地市—县”四级疾病控制与预防工作网络组成[5]。这些公共卫生和疾控部门对传染性疾病进行了数据监控数据收集和统计。通过丰富监测疾病类型、细化社区级的统计数据,基于共享分析数据、共同合作建立“公共健康—空间规划”双构数据平台,搭建起城市居民健康状况和城市空间的关联体系。通过双构平台的建构,进一步指导城乡国土空间规划,合理布局物质生产和流通空间,建立疫情时期基本生活物资的生产和流通体系;均衡、合理布局公共卫生应急救治医疗体系,避免患者集中在少数医疗机构;择选并预留临时性集中救治医疗设施用地[6]。同时,在疫情爆发过程中,双构平台可以有效整合信息、动态监控疫情进展,利于合理划定疫区等级和社区防控,精确规划检查网络布点。
“人类发展过程中曾多次遭遇大规模传染病爆发,正是在与疾病不断抗争的过程,人类才得以不断进步发展”。2003年SARS病毒肆虐,已引起规划学科的警惕和关注;2020年又逢“庚子之坎”的新冠病毒,希望能够引起广大规划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直面困境、建言献策提升健康城市建设!
谨以此文:
致敬坚守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祝愿平安健康洒满中华大地!
参考文献
[1] 李煜. 城市易致病空间理论[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北京,2016.
[2] 刘滨谊,郭璁. 通过设计促进健康——美国“设计下的积极生活”计划简介及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2006(02):60-66.
[3] 刘天媛,宋彦. 健康城市规划中的循证设计与多方合作——以纽约市《公共健康空间设计导则》的制定和实施为例[J]. 规划师,2015(06):27-33.
[4] 王兰. 规划健康——疫情之下对城市空间的重新审视.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微信.
[5] 齐奕. 基于防控体系的传染病医院设计策略研究[D].哈尔滨工业大学.2010.
[6] 秦波,焦永利.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城市防灾减灾规划探讨——以消除传染病威胁为例[J]. 规划师,2011(06):10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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