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海城市规划 2015-06
Micro Perspectives of Rural Urbanization:Based on the Fieldwork of Zhangcun in North China
张飞 侯丽
ZHANG Fei HOU Li
摘要：以山东张村为研究对象，以乡村社会中的微观个体为研究视角，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张村乡村城镇化的不同侧面展开研究。首先，以张村村民个人评价的总结为主导，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张村的发展历程，观察不同阶段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变化，提炼不同阶段农业和农村生活的关键词；其次，分析张村存在的“上大学”和“打工”两种城镇化方式在影响范围、发生时间、城市选择、城镇化程度以及村民感知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概括不同年龄段的乡村人对城镇化意愿的迥异态度；第三，对城镇化引发的乡村社会和空间变化进行深入分析；最后展望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发展前景和面临问题。
关键词：乡村城镇化；国家与乡村；乡村社会；华北地区
Abstract: Taking ZhangVillage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explores different aspects of rural urbanization of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in rural society, adoptingthe fieldwork method from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study. Firstly, summarizestheindividual evaluation of ZhangVillage villagers,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ZhangVillage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observes the chang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untry and rural areas and refines the keywords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life during different phases. Secondly,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ways of Urbanization – "University" and "Work" – in aspects of the impact of the scope, the occurrence time, the city choices, the urbanization degree and residents feelings. Summarizes the different attitudesof villagersin different age groups to the will of Urbanization. Thirdly, analyzes the rural social and spatial changes caused by Urbanization in depth. Finally, look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areas and the problems they may fac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Key words: Rural urbanization; Country and rural areas; Rural society; North China
作者简介
张飞，同济大学工学硕士，济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助理规划师
侯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博导
1 引言
我国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充满着不同的变化和矛盾。作为一个传统集权且幅员辽阔的农业大国，国家与乡村关系既紧密又松散。新中国成立以来，旧有的国家政权、士绅或地主、农民的三角关系，被新的国家政权与农民的双边关系取代[1]。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一系列的改革，市场化的深入，交通等现代技术的发展，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国家权力上收，农民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生活的自主性加强。然而，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乡村均面临国家资本原始积累所导致得负外部效应，在计划经济时期，集中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基本体制矛盾，并一直延续至今；而改革开放时期则主要表现为农业衰败、工农收入差距拉大和生态危机[2]。
面临乡村的窘境，国家采取了多项改革举措（如取消农业税、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等），并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尤其是进入新千年以来，基于笔者的田野调查，即使是偏于保守和内向型的华北乡村地区也正在发生社会经济及空间方面的巨大变化，与城镇地区交流加速。本文以山东郑寨镇张村为例，通过其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历史演进的梳理，观察不同阶段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变化，并对乡村社会和空间变化进行深入分析，观察和总结华北地区内向型乡村的城镇化发展前景和问题所在。
本文力求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在乡村微观层面的调研，借鉴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方法，对案例村庄进行长时间观察及参与观察，熟悉乡村的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总结行为模式；通过许多正式程度不同的访谈，包括有助于维持互信关系的闲话家常及针对特定话题的深度访谈了解村庄发展历史；通过村庄重要文化报道人和“能人”了解当地社群的社会信息。在田野调查基础上，以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笔者逐户统计了完整的人口数据，包括每一户的教育情况、打工情况、婚姻圈等，作为主观信息的客观补充。
2 以张村为鉴：变革中的国家与乡村关系
张村属山东省德州市陵县 ，位于镇域西南一隅，距离德州市区约40公里，距离济南市市区约70公里（图1），与省会城市、地区级城市乃至县城都具有一定的距离，无论自然、社会经济还是空间要素都有着典型的华北平原乡村地区特点，在长期的城镇化进程中相对滞后和内敛，一直以来以农业生产为主。张村共有155户，574人，以张姓为主，另有杨、梁、赵等姓氏，宅基地224处，村庄行政面积201.4公顷，人均耕地面积约3亩。改革开放以来，受到国家宏观政策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张村发展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以张村村民个人评价的总结为主导，从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变迁出发，笔者将张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提炼了不同阶段的农业和农村生活关键词。
2.1 1978-2000年：土地承包、温饱与紧张对抗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19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市场化、基层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等因素影响，张村恢复了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目标的社会运行模式。这其中村民感知最深的是“分地”，张村在1980年每人分一亩地，其余依然是集体种植。到1982年，剩余耕地及集体物资全部分开。承包制的改革充分调动了村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使村民拥有了劳动的支配权，可更合理地安排劳动分工和调整农业种植结构。
据访谈，分地后有三个显著变化：一方面，劳动时间投入加大，不再像集体劳作时经常出现偷懒或怠工现象，农忙时节一天的劳作时间在16个小时以上；另一方面，农业要素投入增加，张村人积极改变农地水利条件，使用更多化肥及有机肥，购买耕牛和拖拉机提高劳动效率，几年内，小麦的亩产由300-400斤提高到500-600斤；其三，农户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分地前由于张村水利条件较差，花生等耐旱作物种植面积较大，分地后，受到水利条件改善以及小麦、玉米、棉花等作物的经济效益更好等因素影响，花生的种植面积不断减少。
农村市场方面，张村人明显感觉到制度松绑，到1990年代初，供销合作社一统的局面得以改变，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乡镇企业发展方面，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不同，由于未融入到区域经济、区位条件差和地方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张村所在地区的乡镇企业仅是昙花一现，到了1990年代初期均倒闭。
新千年以前张村外出打工的村民十分少见，区位条件差、人均耕地相对宽裕和村民长久以来没有外出闯荡的文化因素等都对这一结果产生影响。张村村民的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农地以及家庭畜牧业。随着良种普及、耕作制度优化，水利设施完善以及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业产量不断提高，村民的生活逐渐由贫苦状态走向温饱。
虽然人民公社解体使村镇行政管理关系从原来的全面控制走向重点领域的控制，但是国家与乡村关系并未因国家权力的上收而变得缓和。据访谈，由于国家对于乡村的“多取”和严格管控（如集资提留和口粮、外地出河工、宅基地管理、计划生育控制、殡葬改革等）均涉及村民的切身利益或有违其传统文化观念，使得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在经历了1980年代初期的短暂“缓和”后又逐渐走向“紧张”，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对抗”的。
2.2 2000-2009年：农业机械化、外出打工和缓和
新千年以来，“三农”问题依然羁绊中国发展的脚步，国家进入到调整城乡关系的全面改革阶段。对于张村人而言，系列惠农政策、村村通公路及农业技术进步等促进了该村的发展。这一阶段村民感受最深的是系列惠农政策，尤其是农业税取消和农业补贴发放，村民的负担大大减轻。
这时期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促使生产效率提升，农村劳动力得以释放。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改变了过去封闭内向发展的状态，而外出打工带来家庭生活条件的变化又吸引更多家庭的年轻人甚至是中老年人外出打工，致使外出打工人数逐年增加。
这一阶段，家庭收入得到显著提升，部分家庭收入的第一来源由种地变为打工，村民生活由温饱走向小康。乡村社会逐渐开放，年轻人的活动空间因打工而逐步跳出村庄。以农业税取消为代表的一系列惠农政策的落实，缓解了国家与乡村的紧张关系，促使其从“紧张”、“对抗”走向了“缓和”，村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同感增强，很多村民认为农业税的取消是改革开放以后感受最深的事情。
2.3 2009年以后：走向区域化和社会化
2009年之后，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全面机械化带来的劳动力解放，张村人开始出现较大比例的外出打工。打工呈现常态化，这使张村人的家庭收入结构由原来的“种田-打工”模式变为“打工-种田”模式。打工成为多数家庭的第一收入来源（图2）。
打工带来村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也将农村的活力带走，张村日常生活变成了以老人、儿童及妇女为主，青壮年劳动力多常年外出打工，只在春节以及短暂农忙时节返乡。
此外，常年驻村村民的日常生活更加多样丰富。由于农忙时长的缩短以及劳动强度的下降，村民间“串门”或在大街上闲聊增多，而晚间常有人在村中跳“广场舞”或散步，与以往日夜忙碌的场景大不同。而收入增加和交通便利让更多张村人在购物时注重品质和多样性，去县城或镇区的人数和次数均有增加。
因此，无论是经济关系、社会关系还是日常生活，张村不再是封闭内向的，它与区域的联系日益紧密。这一阶段，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发生重构，国家更多面对的是个人或家庭而非乡村整体，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由于城市的介入和乡村社会的变迁而变得复杂化。
3 张村人城镇化的方式及愿景
通过高考上大学离开乡村和以外出打工方式脱离农业和农村生活状态张村人实现城镇化最主要的两种方式。
3.1 上大学
通过上大学在城市谋得一份“正式工作” ，获得城市户口，其子女教育、家庭医疗、社会保障等均在城市，由“庄稼人”变为“城里人”，是张村人心目中最为正统的“城镇化”方式。
由于农业劳作的辛苦，张村人普遍有着强烈的意愿付出努力供养子女读书，希望下一代可以走出乡村奔向城市。在恢复高考后张村共有40人考入大学（含大专），其中1980年代通过高考的有8人，1990年代6人，其余均为新千年以后。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在张村存在着扎堆现象，考上大学人集中在特定家庭，尤其是有一定文化底蕴的家庭中，如1980年代8位通过高考成功实现迁移者中，3人来自该村的杨姓家庭；再如张村的老支书两个儿子均是“985高校”的研究生，其本人是1970年代的优秀高中生。
张村大学生的城市选择范围较广，与家乡远近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并以德州市以外的城市为主，占比达60%。教育程度与城市选择有一定相关性（图3），大专学历以德州市域范围为主，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德州市以外的省内城市及外省城市为主，且外省城市比例有上升趋势。
以高等教育获取城镇化渠道的张村人在外生活状况较好。首先，他们多数有个人房产，拥有“家”的归属感；其次，张村人偏好在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工作，其工作较稳定；再者，他们有当地户口，教育、医疗等基本服务均在城市。由于生活的体面和身份的认同，教育城镇化被张村人认为是正式城镇化的方式。
张村目前在读的大学生有10人，与以往相比，并不是每一位考入大学的人都有信心实现上述转变，这与考取大学的层次及就业压力的双重因素有关。新千年以后的张村人已经很难考取一本高校，“农村小学——乡镇初中——县城高中”的求学模式与城市教育资源不断优化、城市人对教育的大力投入相比缺乏竞争优势。同时，就业难度普遍增加，未来的生活难以预料，正如有的访谈者所说：“现在的情况是你不但要考上大学，还要考上好大学才行，已经不像以前只要是大学生就有好工作了”。
概况而言，教育城镇化的数量较少，不足村庄人口一成，但教育城镇化更为彻底，以异地城镇化为主，个人及其家庭生活均在城市，是完全城镇化的类型。但是由于多重因素，教育城镇化的实现难度不断增加。
3.2 外出打工
张村人外出打工的大规模出现较晚，发生在2009年之后（图4）。但是外出打工的现象在此后迅速扩大，到2014年，张村已有112户家庭有成员外出打工，占比超7成，可以说跟零星的“教育城镇化”相比，打工的影响已经深入到每个家庭。从目前在外打工者的年龄看（图5），打工者以中青年为主，该村“18-50岁”的人口共有286人，其中打工者167人，占58%。打工者以常年外出打工为主，超过6成常年外出，仅在春节回家；有3成的打工者兼顾农业和打工两种活动，还有不足1成的打工者以务农为主，偶尔外出打散工。
打工地方面，张村人以就近打工为主，主要分布在天津、德州和陵县三地。同时，打工地点的选择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年长者倾向于选择更近的陵县和镇区，兼顾务农的比例也较高，从事以时间较为灵活的建筑业为主。而年轻人多选择德州市或天津市以及更远的地区进行常年在外的打工，较少兼顾农业。
目前，很多张村人呈现出以家庭为单位的“半工半耕”就业状态：家中年长者或女性选择务农或打工的同时兼顾农业种植和家庭照料，年轻人或家中男性选择常年外出打工，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由于这种选择以家庭为单位，常常出现两地生活、工农兼业的生产生活图景，而真正脱离农业且家庭整体离开村庄的情况并不常见。
据访谈，虽然多数家庭没有实现完全城镇化，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已经发生变化，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工补贴家用，而是希望在城市落脚生根，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张村已有21个打工者家庭在外购房（图6），其中选在市域范围内购房的家庭为17户，占比超过8成。除置业外，张村人在子女教育方面亦不再局限于本地学校，该村35位在读小学生中，在县城、德州市或其打工地读小学的有10位，占比近3成。
据此可归纳打工城镇化的特点：首先，时间较晚，2010年左右才陆续出现打工者城市置业并将子女送到城市读书的现象；其次，影响较广，是张村人实现城镇化的主要途径，已有1/5的潜在城镇化家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城镇化；第三，在城市选择方面，以县城和所属地级市为主，是典型的就地城镇化；第四，打工城镇化并不彻底，其个人、家庭生活都与乡村息息相关，以家庭为单位完全走出乡村的比例不高。
3.3 未来的城镇化愿景
对于城镇化愿景，张村人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意愿的变化在50岁上下最为明显（图7）。年长者（50岁以上）70%以上不愿意选择城市生活，更希望在农村居住养老，而中青年多希望在城市生活。
中青年人与城镇的联系更为紧密，常年在外读书或打工，很少顾及家中的农业生产，无论思想意识，还是生活习惯都更倾向于城市生活。与之不同，年长者常年生活在乡村，即便有“打工”活动也都兼顾务农，很少完全舍弃农业生产，他们无论是基于生活习俗、社会关系、归属感等社会因素还是基于生活成本等经济因素都更倾向于留守乡村。
从未来的趋势看，将有越来越多的中青年人通过教育或者打工等方式走出乡村，真正可以留守乡村的将以依旧“恋家”有着浓郁“乡愁”的年长者为主。
4 张村社会空间的变迁
乡村人口的迁移不仅改变了乡村人的就业结构和家庭收入结构，更为重要的是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社会结构，村落共同体逐步瓦解，乡村人的社会生活实现“城镇化”；同时，乡村人对于空间的使用和诉求，尤其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需求也不再局限于乡村地域，而是走向区域化。
4.1 社会方面
1980年代的张村符合费孝通笔下的“熟人社会”[3]和黄宗智笔下的“村落共同体”[4]。张村以单姓氏为主，世代居住，多年来只有极少数人通过读书离开乡村；由于农地分配平均，“人多地少”压力不是很严峻，村民间差距不大，是一个相对均质的社会。农户间的互助与合作在新千年以前时常发生，兄弟间或邻里间通过合作以求更高的农业劳作效率。大家的生活生产活动范畴囿于村庄内，人们的社交活动范围以村庄为主。
新千年以来，村落共同体开始逐渐弱化。年轻人外出比例逐年升高，与村庄的关系逐渐弱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再频繁接触；打工改变了以农为主的就业状态，人们选择性增多，生活趋于多元，导致均质性弱化。此外，机械化及物质生活宽裕，改变了过去邻里及兄弟间的互助与合作，绝大多数家庭的农地生产通过机械化完成，内部的交流与互动减少。
村庄慢慢出现了断层现象，年长者依然维持着熟人社会的模式，他们常年在乡村，知道各家各户发生的“故事”，血缘与地缘为主的关系网络依旧非常明显。年轻人逐步走向陌生化，他们对村庄的熟悉逐渐由自己的感知变为家庭年长者的转述，每年仅在农忙或春节回家，对于村庄的认知逐渐弱化，归属感变弱。
由于家庭的经济收入和人口都逐渐具有外向性特点，乡村社会正发生社区生活到社会生活的转变，原先血亲关系的“自己人”关系不断“外化”，村庄层面的“熟人社会”日益“陌生化”[5]。正如访谈者所说近几年最明显变化是：“钱重了，人情薄了”。
虽然张村实现完全城镇化的比例较低，但村落共同体式微，传统乡村社会面临瓦解，与此同时，乡村人无论社会关系还是工作就业都逐渐与城市密不可分，实现了乡村社会生活的“城镇化”。
婚姻圈的变化可佐证关于社会变迁的定性分析。笔者统计了张村199名媳妇来自的村庄或地方。将199位媳妇 按年龄分为“40岁以下”、“40-60岁”以及“60岁以上”，分别代表改革开放以前、改革开放至新千年以及新千年以后的婚姻圈状况。
“60岁以上”年龄组婚姻圈很少出现“空间跳跃 ”。张村该年龄段的61位媳妇中，仅有3位距离较远，其余均来自本村及附近村庄。且婚姻圈 以交通距离5公里为主，约占65%，大于10公里的仅为2%。
“40岁以下”的59个媳妇中，有8人来自市域内的其他县，2人来自省内其他地市，有8人来自其他省份。外地媳妇的增加主要受打工的影响。如来自广西的媳妇是张村人早年在珠三角打工结识的；来自天津的媳妇是张村人当兵复员后在天津打工相识的。三个年龄段显著差异是婚姻圈的“空间跳跃”程度（图8），“60岁以上”年龄段来自附近村及本村占比95%；“40-60岁”年龄段占比83%，而“40岁以下”这一比例下降到68%，婚姻圈的“空间跳跃”非常明显。
婚姻圈的显著变化从一个维度说明了传统乡村社会的变迁，这种改变并不是以张村为中心的水平外扩，而以个人为单位的空间跳跃，这种跳跃，改变了传统乡村固有的血脉亲情联系方式，削弱了个体对于传统乡村社会空间属性的认知。
在目前年轻人的婚姻关系中，社会习俗也发生了对未来生活预期的转变。由男方负责提供婚房的习俗未变，但女方家庭多要求男方家庭从原有的在本村提供住房转向在县城或打工地购买商品房，通过家庭和社会意愿的变化进一步促进年青人的城镇化倾向。
4.2 空间方面
4.2.1 乡村空间的变化
村庄的空间变化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空间要素的简单化（图9）。新千年以前，由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等因素的影响，张村的空间要素变化主要是宅基地扩展、场院面积增加，而林地、坑塘面积减少，荒地消失；新千年以后，由于农业机械化的提高，其主要空间变化是场院消失，空间要素由相对复杂、自给自足走向相对简单和功能分化。
另一方面的空间变化是发生在最近几年的“空心化”，出现部分院落闲置或者季节性闲置。根据调研，张村224处宅基地中闲置院落43处，季节性闲置的院落11处，共计54处，约占全部宅院的1/4。闲置宅院的分布并无明显的集中趋势（图10），呈散落式。这是除公共设施的选择以外，乡村空间面临的最大问题。
4.2.2 公共设施需求的变化
张村人已经有近3成的家庭选择将子女的教育放在城镇而非当地小学。调查问卷可佐证（图11），由于对现状教育设施在教学质量等方面的不满，村民对更愿意选择县城教育资源而非当地小学。在医疗设施选择方面，张村人原本更加看重支出成本和空间距离，所以大、小病均以选择当地赤脚医生为主，仅在地方无法解决时选择外出，而今随着经济和交通条件改善，张村人更关注治疗效果，而空间距离不再是主要考量因素。
总之，公共设施的选择出现区域化的趋势，人们在县域或市域的范围内根据自身条件和判断选择公共设施，公共设施的选择不再以空间距离为唯一选择标准，而是更加注重设施的质量。
5 结语：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张村经历了从内向封闭到逐步开放的过程，乡村在很多方面不再作为一个整体面对国家，而更多以个体或家庭为单位融入到区域经济和城镇生活中去。这与多种因素的作用有关，首先是城市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作用，其次是农业机械化等多重原因带来的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释放，此外也不可忽视当地文化变迁和农业政策对传统乡村社会及空间的影响等等。总之，乡村的关系发生解构，传统的乡村社会随着经济区域化和国家城镇化而逐步解体，乡村空间被国家整合，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传统乡村都已经消亡了（表5 1）。
面对变化，国家的城镇化首先要考虑的是人的基本诉求和意愿，也即尊重乡村人个体或家庭的城镇化诉求，他们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实现城镇化均是基于自身条件的理性思考，对城镇化主体的尊重应是“人的城镇化”的内涵之一。而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破除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各种制度性障碍，通过逐步完善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来保障社会个体的自主选择权利和社会流动机会[6]。
乡村城镇化将是长期而复杂的社会转型过程，多数打工的张村人之所以城镇化不彻底，一是在城市中的经济收入不足以支撑完全城镇化，二是因乡村尚有宅基地、农田等资产无法转化，三是确有一部分人眷恋乡村生活。已有学者表明“人口流动”和“打工经济”将长期存在[7]，从张村的微观考察看亦是存在这一现象。无论是“就地城镇化”、“县域城镇化”[8]还是“分层城镇化和分区城镇化”[9]都更关注城市的应对，而今，从个体视角出发，则需关注城市如何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同时，着重解决乡村人的后顾之忧。
对于乡村的未来，有学者认为乡村具备农业生态承载和社会文化调节的双重价值，乡村将走向复兴[10]。而面临不少农村地域的“空心化”和“人口净流出”的实情，也有学者提出农村应“精明收缩”[11]。我国不同地域、不同发展条件、不同文化习俗背景下的乡村纷繁复杂，不可一概而论。笔者调研的张村，既无坚实的非农产业、亦无吸引游客的优美自然风光，或是致力于本地建设的乡村能人，是华北平原无数缺乏特色资源要素的“普通”村庄中的典型代表。这些村庄的大部分年轻人都有城镇化的意愿又都因各种因素难以跨越“门槛”成为真正的“市民”，而老年人均因主观或者客观的因素难以城镇化，这是这些村庄的基本现实，也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问号：未来的张村将向何处去？
就空间规划和乡村设施布局而言，从张村的经验，在面对2009年以来的巨大变化，笔者以为，一是及时应对乡村人对公共服务设施品质追求的变化，对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进行适当集中和提质，增加乡村公共空间，提升在村村民的生活品质，促进日常交流；二是要谨慎对待目前的农村居民点的拆并工作，在中青年一代对乡村居住普遍丧失兴趣、联系逐步弱化的条件下，对这一类没有明确产业支撑和就业机会保障的乡村区域，大规模的农村居民点合并和“农村社区建设”，在未来可能形成新的“空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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